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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体制迷墙  

2008-06-11 14:27: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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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梓

“我再也不想看你的书了。”2008年春天,当任职于上海交大的熊丙奇把自己关于教育研究的新书稿寄给陈丹青时,陈丹青这么回答。

2005年,他们俩曾经联合接受采访,并就高校的僵化教育体制进行了一轮激烈的“炮轰”,其谈话精髓,被陈丹青记录在《退步集》里,也被熊丙奇在《体制迷墙》里进行了详细剖析。

倦了,这是许多高校教育研究者以及评论者的感受。在充满了轰炸意味的《退步集》出版两年后,陈丹青在2007年4月出版了《退步集续编》,自问:“一退再退,所谓者何?”比起两年前的“退步”,“再退步”充满了疲倦感以及困惑。作为一名艺术家而非教育理论家,在几年里持续充当批评者和炮手的角色,这种现状让他觉得不对劲,而更糟糕的是,在说了那么多后,他发现,现实一点未改变,因此,他不想再充当这种本不应当由他充当的角色。他对熊丙奇说,你的书里该说的都说了,可是对现实一点用也没有。

“他说得没错,”熊丙奇说,“可是我们还是得继续说点什么。”

负责大学教育新闻的记者们有一种经验:与其他领域的风起云涌相比,教育系统的采访资源更新相当慢,新的愿意在媒体上表达意见的专家,出现得非常缓慢,许多因为突发事件而进入公共批评角色的人物,往往都是暂时的“被迫批评”,比如说“大学衙门化”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公开发表辞职信的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拒招研究生”的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等。在他们的眼中,对教育问题的评论,始终不是其本职,在事件过后,他们总希望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秩序中去,或者因为这种异化的现实而抓狂。

而在2004年以《大学有问题》突然闯入这个领域的熊丙奇,迄今为止在大家眼中仍是一个“新人”,但他在不久之后就发现,每次参加各种关于大学问题的研讨会,几乎都是相同的人在说话。比如,2008年5月22日,中国的一些教育研究者在大连参加一个关于大学文化的研讨会,他和杨东平教授又见面了。熊丙奇为这次研讨会准备了发言稿,拟定的主题叫做《大学没文化》,“这个主题肯定不讨人喜欢。”他说。

在现实里,对教育问题做出批评的人要承受双重的挫折,一种是由批评可能带来的对自己的现实压力,因为所有的批评者本身都在为大学服务;另一种感觉更糟糕,那是许多人用不屑一顾的神情表达:你说的这些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啦。比这两者更糟糕的是,有人告诉熊丙奇,有些刚到学校或者即将到学校任教的老师特地买他的这本书,目的是为了研究其中的潜规则。
熊丙奇的新书名字叫做《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这本书其实有年度蓝皮书的性质。中国每年有机构发布《年度教育蓝皮书》,对每年的教育政策变化、重大问题,以及社会关注热点一一记录和剖析。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杨东平教授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名义发布的版本,2008年的主题叫做:深度推进教育公平。

事情总是这样,当你距离事件本身过近,你很难立刻发现拐点在哪里,这给年度蓝皮书的编写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2007年的春天,杨东平,这位对中国教育持续关注多年的教授充满希望地写道:“重要的是方向已经确定,转变已经开始。围绕中共十七大,教育如何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在促进教育公平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重大的课题。它意味着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价值和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变革,去追求一种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而在2008年的蓝皮书里,这个美好的预言仍然是预言,并没有变成显著的现实,这也许就是人们需要年复一年地持续关注和谈论教育话题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持续的关注,才有可能看到变成现实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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