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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精神家园荒芜  

2008-06-12 14:17: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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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吴伟

在关于大学教授价值的诸多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扇动了一下翅膀”,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一场针对教授的“旋风”。2008年青年节这天,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上,他指责有些大学教师已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称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这与市场侵蚀大学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这只是近年来针对大学浮躁的众多抨击中相对显要的一个。

“教师是副业”

“哪怕我真的想贩卖教授身份,恐怕也没人肯理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教授说:“他(纪校长)有可能是针对经济学界说的吧。”

 

学科的差异使得教授们与“市场的距离”千差万别。同样是教授,研究存在主义与研究旅游管理相比,通常存在主义离市场更远;研究桥梁设计与研究之乎者也相比,通常之乎者也离市场更远。

郭磐石(化名)是毕业不到一年的北大文科博士,作为讲师,在北京某著名高校拿着每月4000多元的薪水。他距副教授职称仅有一步之遥。

最近几月,只要没课,郭磐石就从居住地穿越北京城的几个环路,跨越30多公里路程,前往新家监督装修工程进展。这套100多平方米的跃层住宅花了他100多万,其中贷款60万。但他的经济压力并不大。 

“经济上,我的主业在自己的公司里。教师是副业,挣点零花钱。”郭磐石的公司去年开张,一个符合他专业特点的方向,里面的员工非博即硕。

但郭自称,即便在外开公司,他并未出现道德与现实的困扰。公司的运营并没有浪费太大精力。平时,他通过经理发出大方向上的指导。做这个行当需要人脉,这得由他亲自张罗。直到现在,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仍不认识他。

所以,目前他的精力还能主要放在“副业”上。一周12节课,他比身边其他的大学教师工作量多出一倍:“同事出国,没办法,暂时接替。”

“我决不忽悠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我的课,你可以去私下问。这是我做教师的底线。”郭说他会很认真地做教学课件,并思考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

“但教书就像‘刷盘子’,第一年新鲜,第二年就索然无味。”他说,这时就有两种选择,要么换着花样“刷盘子”,要么就去学“炒菜”,把“刷盘子”作为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看着洗干净的那么多盘子整齐码在一起,或者盛上了精美的菜肴摆上桌面,那当然有成就感,但得忍受“刷”时的孤独。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学教师并不鲜见。郭磐石提供的“大学教师版”的顺口溜是:“一流教师开公司,二流教师跑项目,三流教师做讲座,四流教师上讲台。”郭说,如果按道德责任感作为标准,那结果恰恰相反。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兴趣志向。当然,做教师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文理科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对比在郭磐石所在的学校相当明显。郭介绍,作为讲师,他第一年登台授课就拿到4000多块的月薪,这已属教师里中等偏上的薪水,但他所在的综合性大学内,一般理工科专业的教师每年由工资和项目加起来的收入总和,讲师的年薪为10万以上,副教授在15~20万之间,文科和理工科差距明显。

 郭磐石说:“要不是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我也会心态不平衡。”

“一本书增加一个教授”

“我非常欣赏陈丹青。”张镇之(化名),某名牌大学副教授,从教接近30年。“他能独立生存,大不了辞职继续当画家。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学术或艺术都无法生存。”

 

通常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案只有两个:一是市场,一是体制。如果不能像陈丹青那样从清华辞职去卖画,那么就只有深入体制的种种是非中去换取生存的资本。

每个进入体制内的人虽然都在抱怨体制的缺陷,但实际上人人都是体制这堵“墙上的一块砖”。

 《大学有问题》这本书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认为,国家包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

“现在的症结,是大学在套用行政的那套体系。”张镇之说。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大学的职称晋升也是按部就班进行。到了一定年限或学历,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职称就一步步往上升。

“以前一本书能增加人类的知识量,现在一本书会增加一个教授。”张认为正是这样的考核体系导致学术的泡沫化。书籍、纸张由知识的承载物逐渐转换为职称的“兑换券”,对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单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之类的指标上,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在一百多位。

张镇之说:“我们缺乏对学术成果的严格把关。现在好坏的标准是由行政确定的考核指标,而非纯粹的专家组由其内容判定。”

高昌平(化名),一名正处于学术旺盛期的年轻大学教授,对《新世纪周刊》说:“浮躁的根源,就学校而言,与现在的教学评估体系所体现出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的教学评估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实际上(名义上还是重视的)已不再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果或教学努力,对教师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可能就是只要保证完成一定工作量、凑够论文篇数就行了,与其将精力投到教学上,还不如多做点课题、多挣点钱。”

在高所在的大学里,一旦三年一期的在字数、本数等方面有硬性指标的科研考核不合格,教师面临的结果就是职称被降级,且未来几年不得晋升,原职称与降级后职称间的收入将全部收回,而且没了评奖、评优、申报课题等各种机会。

大师需要一些闲暇

“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不了教授,他太年轻,不够资历。”张镇之说,“可是人的创造性是随人的老龄化日渐衰弱的,真正的大师一般是在40岁前达到自己人生学术创造上的最高峰,其后的工作就主要是完善和修饰了。通常,如果40岁以前还不能有所创造,那一个学者一辈子就很平庸了。”

高昌平认为,就学校整体情况而言,浮躁更甚者恐怕还不是年轻教师。一是年轻教师似乎没有多少可以浮躁的资本和条件,二是就算年轻教师浮躁也跟学校的评价体系、学校的办事作风,跟整个社会重名利思想有关,更是被眼下当红的教授及学术明星们给影响的。

从工作量上来看,年轻教师任务是最重的,从科研上来看,哪位名教授的研究不是由年轻教师或学生来做?而年轻教师由于资源少、名气小,不会整天忙于参加社会事务,因而在教学、科研上投入肯定是最多的。也是因为没有多少名气,年轻教师要发表论文、要出书、要拿到课题谈何容易。

 

张镇之教授心目中的大师状态是:淡泊宁静于心,博览深践于行。

“大师通常处于慵懒的生活状态下。”张镇之列举了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牛顿得有在苹果树下思考的闲暇。”他认为,仅靠推理和积累成不了大师,通往大师之路是由思想的火花点亮的,而灵感通常来自于闲暇时分。

“如果换了我是大学校长,我就会给有潜质的年轻人5~10年的考察期,根据研究内容的难易而定,他们爱干嘛就干嘛,如果时间过了还没出成果,那就没啥创新性了,出了优质成果就给教授头衔,教授的待遇应该被拉开。”他还认为当下教育界不能宽恕失败,三年的时间,对做大学问而言,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高昌平说:“学校得真正尊重大师,指那些真正在人品、在关爱学生、在投入教学、在推动学术上为人称道的大师,而不是靠头衔、靠职务、靠社会影响(非学术影响)而树起来的所谓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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